在前人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发掘相关理论资源，建议以“场所”（place）作为新闻生产之地的理解方式，并以“场所化”作为考察新闻生产活动之具体情景及其形态演变的理论化路径。
随着新闻生产活动的数字化、移动化，“在哪里做新闻”再度受到关注。这个重要却稍显模糊的议题重兴，一方面源于新闻研究对生产环节的重视；另一方面则因社会和技术剧变对传统新闻生产方式的冲击。越来越多学者开始采用空间（space）、场所（place）[1]等术语描述其所察觉的变化，并借助“场域”“生态”“网络”等隐喻推动新闻研究的空间转向[2]，甚至呼吁将场所置于新闻研究的核心[3]。
但上述研究所使用的空间、场所等术语内涵过于混杂，甚至同一篇论文中就曾出现多种维度却并未充分说明维度之间的关联；且许多术语仍处于隐喻阶段，虽新颖却不利于该议题的理论化推进。在前人基础上，本文立足新闻研究的传统与现实需要，进一步挖掘多学科资源，提出将“场所”作为新闻生产之地的理解方式，并将“场所化”作为理论化路径。这里的新闻生产场所不仅是特定时间截面下的实体空间，其成为自身的场所化过程亦是历史、社会/文化条件、制度/组织框架、物质/技术可供性、内外多元关联与权力互动以及行动者能动性等内外多重要素动态交织的几何体（geometry）。考察这些“场所化”的过程提供了一种更具整合性的分析路径，以更辩证地观察新闻生产现象中的趋势与差异、延续与变迁。
新闻生产所处之地是其生产活动的主要承载和具体情景，几代研究者对其进行的讨论却仍显零散，进一步的概念化工作亟待展开。
（一）为何要关注新闻生产的“在哪里”？新闻研究中的“在哪里”早已有之却意义模糊。报道中的“在哪里”概指“新闻事件发生之处”，是衡量新闻价值的标准之一。但使这个“发生地”具有意义的是共同体共享的意义框架。对内容产生直接影响的新闻生产活动亦需要发生在这个共享框架或“区域”中。由于承载了社会与新闻间的多重互动并被寄托了开展专业化实践的可能，生产环节逐渐成为新闻研究的核心关注，“在哪里做新闻”是展开其田野观察需首先界定的问题。
以帕克为代表的早期芝加哥学派将报刊作为城市生态系统的物种之一，重视发掘其报道和经营活动与城市间的多重位置关系、互动方式乃至培育地方共同体的积极可能[4]。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新闻社会学部分承接了芝加哥学派。在此之中，塔克曼展现了更为敏感的空间视野。她将新闻实践过程划分为“客观时空、功能时空、包装时空、消费时空”，不仅指出客观时空对“新闻网”的限定作用，更揭示了“功能时空”及其作为基础设施和权力运作的承载对新闻常规的塑造[5]。
遗憾的是，塔克曼的空间敏感在同时代并未获得更多响应。更常见的是许多来自地理空间的隐喻逐渐丧失其物理关联。例如“条线”一词原本用以形容负责一个街区的巡逻的固定路线，被用于新闻生产则演变为组织内部分工和对社会环境的结构化处理[6]。倚重组织社会学的“黄金时代”，对新闻生产之地的理解更多被限定在新闻室内部，成为甘斯笔下“新闻工厂”的模糊背景。
但随着技术和社会的剧烈变迁，新闻生产活动出现了许多组织路径较难解释的例外和变化。数字化、网络化趋势中，区域间差异仍旧显著，管理层的创新意图也更多受到来自组织内外的限制。另一个须承认的变化是传统媒体的组织边界早已模糊，实体机构只是数字新闻工作网络中的节点之一[7]。但功能时空仍旧重要，多元主体和新闻实践仍需要并必然处于“某处”，这些生产之地的转化、混合与再结构化恰恰是新闻业变迁的显在结果和运作机制，亟待系统性的追踪和评估。
（二）当代新闻研究的“空间转向”及其局限。一些学者开始采用场域、新闻生态系统等术语来捕捉正在发生的变化。这些“社会空间”隐喻有助于聚焦多元主体的相对关系，并以此推断数字新闻业态的大体趋势[8]。然而如果仅关注抽象的“关系”，我们应如何评估各种关系的变化？如何解释类似的关系单元在不同区域、机构的差异？这些变化与其发生的情境及所依托的结构性基础设施间呈现出怎样的依从或张力？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回到新闻生产之地，并纳入更多可能的影响因素。
事实上许多空间隐喻都曾有其在地根植，例如“生态系统”就含有与栖息地的联系，但应用至“数字新闻生态系统”则被抽去了其实体维度。其他类似隐喻，如“交易区域”“协商空间”也被更多用来展现某些创新实践展开的可能性。这种常见的侧重背后不无理论视角的转换（从关注“常规”到关注“变化”[9]）所诱导的结论预置江南·体育官网。
虽然“新颖”是衡量研究的重要指标，但有学者指出，近年来数字新闻研究折射出一种对“变化”的过于青睐，却并未对“变化”或“延续”做出足够的概念化处理，其后果是会夸大变化的显著性以及某些因素的影响权重。导致变化偏向的一个原因是研究视野缺乏整体性，另有对“危机”的恐慌和“建构”的过分期待[10]。在这个意义上，近年来新闻研究对物质性的关注亦是对极端建构主义的一种反思。殊途同归的是，为纳入更多细微或往往并非独立发挥作用的要素，这一路径的学者亦建议将“新闻室”作为其整合式分析的中层单元[11]。
重回新闻生产之地，已有学者采用了更强调物质性、差异性的“场所”作为核心术语，但对既有概念体系的承接仍有提高空间。其中许多对场所概念的回溯混用段义孚、玛西、列斐伏尔、哈维等学者的论述，却错过了他们对场所根植性、先在性的争论以及对物质、身体、情感等维度的不同程度纳入。且许多术语仍停留在隐喻阶段，虽有助于初步理解，但隐喻对于社会科学的价值还是在于其在多大程度上可成为概念化的助推器。过多缺少对属性和事件精确说明的隐喻容易导致研究囿于零散的阶段性议题[12]，或陷入“新描述主义”的陷阱[13]。本文进一步对新闻场所的形态、结构、生成机制的充实，首先需对既有理论资源进行充分的借鉴、辨析与衔接。
“场所”虽是地理学的核心对象，却在社会研究中一度缺席。20世纪后半叶人文社会学科的空间转向在知识扩散轨迹上亦可视为“场所”概念的崛起及跨学科采用[14]，展现出这一概念活跃的学术启发力。
（一）场所概念的提出及其多重内涵。对场所的论述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认为场所是空洞的容器，先于事物而存在；柏拉图则认为场所是事物在宇宙中的存在形式，受到权力和情感的影响[15]。两种理解共同触及场所极具张力的内核。此后多个研究路径就场所的尺度、内涵、形成机制等议题展开过争论，不断增添其应用领域。
近代地理学首先出发，认为要“通过理解现实中不同区域间的共存事物及其相互关系认识各区域的特性”[16]。但作为 “区域特性”的“场所”并没有被明确概念化，而是常与本地（local）、空间等术语混用。20世纪中期，地理学更为追求普遍规律，场所只是被理解为空间的一个小单元。1947年地理学者怀特曾提出“场所是承载主观性的区域”，但在当时的地理科学中并没有得到重视[17]。
战后西方化浪潮高涨，量化实证的地理科学也遭到质疑。20世纪70年代，段义孚和雷尔夫等学者进一步强调场所的主观性和存在主义意涵。大到城市小到新闻室都可以界定为场所，相对于空间的流动和多变，场所是意义的、情感的、卷入的，涉及人类基本的存在方式[18]。“人性化”为场所蒙上了道德光环，但其“”立场容易产生悲观判断——认为交通、通信、贸易会侵蚀场所的原真性，珍贵的“场所”难逃衰败，人文主义流派也因而一度低迷。
与之并行的是社会理论对场所的采用。受建构主义影响，“新文化地理学”在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场所研究转向其形成过程中的认同和权力关系[19]。另外，地理学外的研究者则更多看重其对宏观趋势下区域差异的解释力。20世纪8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场所有助于批判资本主义运作的深层结构[20]。而随着索亚和福柯等后结构主义学者加入，场所又被用来以在地知识的多样性反抗“历史决定主义”[21]。
场所概念的内涵曾一度分化, 甚至带来对话困难，许多学者建议调和多路径间的分歧。阿格纽将场所的复杂内涵归纳为“区位（location）、域内（locale）和场所感（sense of place）”三位一体的动态体系。区位是通过经度纬度标注的地理网格中的客观位置；域内映射一整套的社会、物质构成，是场所中可观察、可感知的所有事物及关系的总和；场所感则指人们对场所的情感与依恋[22]。三个维度共同构成场所，彼此勾连，场所因而成为一个极具延展力的集合式概念，指引研究者趋向更宽广的理论视野。
（二）作为动态分析路径的场所化。场所的重要性得到认可后，其生成机制已成为进一步研究的重点。段义孚认为空间被赋予文化意义的过程就是场所化（placefication）[23]。西蒙森则提出场所芭蕾的意象——人们通过日复一日的相遇和含蓄的参与感，不断积累和间接表达场所的内涵[24]。
后续研究分化为人文主义和结构主义两大阵营。结构主义者虽然也看到地理分布上的不均衡，却还是认为宏观进程是主导，场所不过是社会建构的产物[25]。人文主义者则反对极端建构论，坚持场所的实在性和先在性。普瑞德强调历史积淀在场所形成中的重要作用；沙克表示地方比社会建构更为深层，是多重社会力量的编织者[26]。
20世纪80年代，地理科学提出“时间—距离”（time–distance）——人们可改进交通和通信，降低连接场所的时间成本，拉近场所之间的“时间—距离”。人文主义者认为这意味着统治、人的身体和交通、通信工具都受到在地塑造[27]。但结构主义者认为“时间—距离”的日趋缩短正带来全球范围的“时空压缩”，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带有明显的“化”（但也时常被批评为是“美国化”）的风向下，哈维认为在地力量对全球化的抵抗可能带来紧张的冲突，形成“好战的特殊主义”[28]。
为回应哈维的批判，地理学者玛西提出一种“全球地方感”，认为场所并不是一种稳固存在，而是开放、变动的[29]。通过对多重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的拓扑分析，玛西将场所化进程理论化为一种动态的权力（影响力）几何体，用以把握“复杂交错的内外关联如何共同塑造在地现象与意义认同”[30]。这套“权力几何”受到广泛认可，被赞誉既坚持了场所的实在性，也观照了日益复杂、流动化的经验现实[31]。
2000年后，对全球化和新技术的热情变得冷静，人们发现世界并没有如预想般均质化，反而加大了分歧和不平等。为强调场所之实在性，以及对新文化地理研究过于偏向文本、话语等非物质领域的反驳，杰克森等学者在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创刊号上倡导“重返物质主义”[32]。人文地理学重新承认了区位的重要性——这是构成场所感的基础。而对于脱域的、虚拟的生验，卡斯特等通过流动空间考察了虚拟地理的架设与结构[33]。互联网所支持的社会交往曾被认为是可超越现实的“虚拟共同体”，但很快被发现同样存在着中心、边缘与控制。“数字地理并非纯粹的数字化，而是由身体实践、技术基础设施、数据库、可视化等多种事物共同建构的集合”[34]。与之呼应，“媒介传播会损毁地方”的悲观也在转变。在莫利、库尔德利、亚当斯、杰森等学者推动下，“中介化的场所”之实在性得到认可。亚当斯延续了玛西将场所作为“特定关系和理解的交织时刻”的理解方式，将广泛存在的经由媒介中介的相遇界定为一种新的场所生成机制[35]。
上述共同努力下，学界对“场所”的理解早已突破原本地球表面单一地点的物理认识，而是更倾向将其理解为是一幅（或多幅）融合了实体与虚拟、物质与表征、技术与协议、身体与意识等多重因素的集群体（assemblies）[36]。玛西的权力几何仍是分析场所乃至场所集聚体生成的主要路径。除了其中动态的建制过程以及行动者的能动性，连接、相遇和聚集的质量等问题依然需要评估，宰制、抵抗仍会在此继续[37]。
篇幅有限，上述回顾不免有所精简，但已可呈现场所概念的启发力。第一，它为理解社会关系提供了更深层的物质和历史等参照维度，对极端建构主义实施了约束；第二，它为考察既定情境下的行动和关系提供了位置、距离、节奏、意义、依恋、边界、近用性、延展性等细化指标；第三，融合内外要素的集群体为多元行动者及其共生趋势提供了描述和分析路径。这些优势提示，场所可作为新闻生产之地较为理想的概念化选择。
上述研究烛照下，场所概念可为新闻生产之地提供更为整合性的理解方式，通过对其中场所化进程的分析有助于勾连多元内外因素，并可通过跟踪数字化时代新闻场所集群体的汇聚状态观察新闻业态的现实构型。
（一）新闻场所的多元维度。新闻场所同样具有区位、域内、场所感等维度，其在特定时空中会呈现部分的形式差异，并会对多元主体的使用或改造意图发挥某些促动或限制。
首先是新闻场所的区位。相对于既有新闻空间研究，场所概念的位置不仅涉及抽象关系，还包括身体和活动所发生的物理位点。位置的根植性、位置间距离的确定性提供了超越具体情境的相对稳定性。新闻场所的“选址”是其对先在结构的嵌入，位置临近的新闻机构被认为在所处历史、社会、文化、政策乃至资源上具有一定共通性。
位置还是界定“移动”的重要参照，相对于既有位置的移动意味着一连串物质条件、社会安排、文化框架的重组。一些新闻实践所呈现的位置变化或某些“不可移动性”也是考察其与结构性基础设施间张力的契机。
在对新技术和市场环境的适应中，新闻生产活动的位置已发生多向度的变化。许多媒体调整了办公地点，不仅是国外大都市报，国内的上海报业集团、重庆广电等媒体也搬离了市中心。然而许多一线从业者坚信“新闻仍在市中心”[38]，“较难移动”的新闻发生地和新闻观重新开启了“何为新闻”这个亘古议题。
依据地理学的“距离衰减理论”——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两点间的互动会随着之间距离的增加而递减[39]。当奔赴现场的成本增加，且在时间竞速下，一些新闻采集活动被转为线上收集/加工二手素材，或者采用在线采访、智能地图等替代方案[40]。这些做法并非毫无可取之处，关美宝曾提出我们需要两种近用性（基于交通的和基于传播的），可放在统一的测量体系中[41]。但研究者可以借此分析因距离变化而对新闻采集、生产模式和出品类型等带来的影响。
对新闻事件的“现场见证”曾是专业权威的重要来源。前述替代方案原则上可增强新闻人接近现场的延展性，但在实际应用中会受到技术成本、新闻人的接受意愿及技术能力等调节[42]。究竟哪些技术、哪些机构或主体可以获取新闻地点的“中介近用性”，与传统媒体时代的采访权一样受制于特定结构，并触及“谁是新闻人”的边界划定。
其次是新闻场所的域内布置及场所感。两者有着紧密关联，但也有各自侧重。新闻场所域内中最直观的构成是实体布置，包括场地规模、功能区间、设备/工位安排等。萨克提示人类领域中的边界受到三个普遍且形式多样的因素影响：（1）一个有限的区域；（2）指认和标识这个区域的方式；（3）掌控这个区域的人、物和事件的权力[43]。新闻场所的布置也同样充满对分区、标识的权威竞争。新闻生产常规是场所内不断被设定、展演、重复和调整的时空活动规则与模式，同属域内的组成部分。其与场所物理布置、环境氛围相互支持的程度关系到其“模式化”和“稳定性”。
当然，具有一定“物性”的场所布置和行动规则还会遭遇种种改造意图。例如一些媒体试图通过引入新型信息采集处理设备、编辑平台、重组岗位构成和座次安排，在物理和表征双重维度上对“数字化新闻室”进行界定[44]。原本“格子间”式的强调个人绩效的文职办公室在实体形态上被打造成“U型编辑台”“中央处理器”等开放式的协作处理中心，栏目编辑、视觉设计、社交推送、软件工程师等工种的座位被移到更为核心的位置，更多显示用户点击、实时热点等相关数据的大屏幕也被装置于醒目之处，以便生产人员及时跟进。借助数字化的采编体系和通讯群组，新闻室内既有的工作流程和岗位间的拓扑关系变得更为立体，实体与虚拟融合并且联动移动办公和在线采访的数字化通路形成内外勾连的网络化结构，与实体编辑部一样可以成为新闻生产活动的“所在”。相比之下，原本圈定在实体新闻室的田野观察方法已经较难捕捉到这些“溢出”的生产活动，对任务流和决策流的追踪以及对从业者所处实体/虚拟叠加的即时情境的分析需要引入更多适用的工具方法，已初步应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定性时空轨迹分析、伴随行走的感知分析等技术方法可为相应的研究提供部分解决方案。
同时需关注的是这些数字化改造的方式必然会呈现诸多差异，且也并非都受到技术迭代单一因素的诱发，其落地过程和阶段性结果多有不同[45]。有学者发现媒体机构的改造意图会受其“数字准备”的调节[46]，也可能遭遇既有新闻职业理念的抵抗[47]。此外，新闻场所不仅是工作活动的承载，也是新闻人的寓身之所。改造后的新闻室大都减小了场地规模，强化了虚拟工作平台和线性工作流程的优先效率，却可能弱化了同事间的横向交往。罗宾森发现改造中传统新闻人遭遇到更多的情感挫败[48]。扎曼的研究则显示新闻室常被称为“战场”[49]，这一隐喻原本用来描述新闻室与截稿时间之间的张力，但在当代更多体现出新旧操作文化的冲突。同事关系、情感体验、即时动机曾被组织路径的新闻研究所忽视，但这些主观维度与职业文化一样都是场所感的重要构成，都可对特定新闻场所的形态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
场所感还可能受到一些“其他物件”的触发，新闻室内的空座位、旧设备，甚至墙上的装饰画都向身处其中的从业者透露某种“衰败”或者“希望”[50]。对于曾辉煌一时的老大楼，从业者会以“黄金岁月”“陈旧过去”等不同的寓意告别并以不同姿态投入新的工作场。建筑外观的改变也是地方感发挥作用之时，它们对于新闻人乃至其所在的大都市都具有表征意义[51]，新闻人会担心，失去市中心的老大楼会降低自己在市民心目中的相关性[52]。
（二）新闻生产之地的场所化与集群化。对新闻场所尤其是其“物质性”的强调并非认定其会带来一致性的结果，而是力求通过对场所化过程的追踪提供一种勾连先在与实践、结构与行动、动机与限制的动态分析路径。这个场所化的过程是开放的，会受所在城市的地价以及相关区域政策的影响[53]。这个过程也是即时性的（transitory），对任何新闻场所的描述都需参照其特定的时空背景。场所化的结果更不是绝对的，强调场所并非要固定不变，也不谋求回归平衡。这里尤其需补充的是场所和空间两个概念的交织关系。它们从来不是非此即彼，亚当斯曾从词源上提示两者间的互补关系（space与place两个词尾音押韵），代表着两种相互缠绕的人类经验[54]。以场所化为分析路径是意图解释其中空间和场所相互转化的过程，以更辩证地理解新闻生产活动中的延续与变化。
具体实施中，可从解析场所重塑过程中权力几何的构成及其多元意图出发，并跟踪多要素间的辩证互动。对场所的重塑有时是必须的，例如激烈的市场竞争要求都市媒体既辐射本地，又需借助新技术形成“超本地”策略[55]，创造自身的“区间性”[56]。对于遭遇变动的从业者，重建工作和生活的可控秩序也是必要的。有学者曾考察长期处于通勤状态的报道实践及其与新闻室之间联络的新常规[57]，“去场所化”与“再场所化”交替发生。原有采访活动中的位置序列一头连着新闻发生地，一头连着媒体机构和组织惯例。记者办公地点的移动化反映出媒体的管理变化，也取决于记者对既有工作场所的依恋度。前文报业搬迁的研究显示，一些记者在采访后还是倾向回到报社写稿，以获得工作协助和情感支持。
新闻场所域内的布置和规则将持续调整，虽然行动者的影响权重有所不同。目标24小时运转的编辑中心会因为新闻人需要睡觉而改变使用节奏[58]。新闻人需要积极确立与领导、同事以及各种技术设备的互动方式与节奏，甚至通过摆放一些个人物品来建立处于某个场所的稳定性[59]。其中许多并不能都划为新闻工作，而更适合被看作“索要空间的战术”，传统新闻人也会不断调整来“收复失地”。
场所化提供了辩证的分析路径，而将场所化程度作为评估阶段性结果的参考框架则有助于理论化这些延续与变化。当一种指向位置的意义能够在时间中延续，一些行动模式不断重复，一些实体形态被显著更改，新的场所都会在行动空间中生成。对这些模式化结果的范围、效期和强度的评估，有利于解析其背后的形塑结构，避免夸大或忽视某些因素的权重。
而面对所谓的移动化、分散化，许多趋势性假设尚未得到有效评估。统称为“数字化”的媒体转型中有哪些区域、举措和形态上的差异？被认为“液态化”的数字新闻业究竟在哪些维度和多大程度上是“去中心化”或“再中心化”的？与场所密切相关的“集群体”概念更有助于回应上述问题。这些由基础设施、机构协议、数字通路、报道任务乃至对“何为新闻”等规范的共同确认而结成的业态集群可进一步结合宏观与微观，纳入更多关联要素。对集群体之“物质/表征”“领域化/去领域化”（territorialization to deterritorialization）两个基本向面的已有评估策略[60]亦可用于确认新闻生产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分析其中的联动方式、分布规模以及资源（资金、技术、人才等）流向，为评估新闻业态的现实走向提供可观察的实证支持。
为充分把握新闻生产之地，本研究提出将场所作为新闻生产之地的理解方式，并以“场所化”作为考察这些新闻生产之具体情景及其演变的理论化路径。强调“场所”并非寻求固着不变，而是力求提供一种勾连先在与实践、结构与行动的动态分析视野，以更辩证地理解新闻生产中的延续与变化及其深层的动力机制。
此外，由于场所研究足够丰厚，对这一概念的应用还可衔接多个跨学科理论体系。例如临近的媒介研究在本世纪初就已展开对媒介与地方关系的讨论，亚当斯将相关研究列入“空间中的媒介”“媒介中的空间”“地方中的媒介”和“媒介中的地方”四个象限[61]。这里的“地方”偏向区域，且该领域后来转向“去媒介中心化”[62]。回到与公共生活联系更为紧密的新闻生产，新闻场所研究不仅可借鉴媒介空间研究四个象限的想象力，还可以转换不同的新闻理解方式来扩充自身的势能。新闻不仅是一面“镜子”，还可以被理解为一项专业或社会公共元话语制度，对所在区域乃至更大尺度的场所起到积极构筑作用，而这个构筑过程又与新闻场所内部的多重维度及其生成状态存在千丝万缕的关联。
【本文为上海市社科规划一般项目“重塑新闻业的未来：媒介实践视域下上海主流媒体内部创业研究”（编号：2020BXW007）阶段性成果】
[1]对于“place”，地理学更多将其译为“地方”，但为了强调其作为新闻生产活动之“情景”的意涵，以及更方便纳入许多经由数字技术而搭建的虚拟通道中的“相遇”，本文更倾向采用梅洛·庞蒂相关研究的中译本中对“place”所采用的更具整合性的“场所”译法，在此特别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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